卿希泰:道教文化未来发展的思考

道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曾对中国的社会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它乃是“中国根柢”,可称为东方文化的瑰宝,在21世纪里,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情况来看,它都将和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道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正因为道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所以它的兴衰是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前50年里,中华民族处于列强的蹂躏之下,民族文化受到野蛮的践踏,民族的存亡危如垒卵。这个时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道教,也和整个民族的地位一样处于极端衰败当中,江河日下。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随着民族的独立和振兴,道教才随之从衰败的低谷走向新生,翻开了道教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繁荣,道教文化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和发展。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将主办2008年奥运会,我国经济必将进一步蓬勃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必将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也将更加提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一定会更加辉煌,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之一的道教文化,只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
 
再从国际范围来看,在21世纪里,世界经济将向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往来必将更加频繁,在文化发展方面,也将走向东西方文化沟通、对话和交流的局面,虽然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会存在彼此之间的吸取和补充。在东方文化中,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这一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道教文化,也必然会为愈来愈多地为人们所关注,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试从三个方面举例以说明之。
 
第一,在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上,道教文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物质利益或个人名利,而在于尊道贵德,唯道足求。为了求道,必须保持恬淡无欲、归真返朴的思想,不为个人名利等外物所累,不为自己的私欲而心神不安,始终保持一种“知足常乐”的高尚情操。
 
第二,在对待人际关系上,道教文化主张济世渡人,强调在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要“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它还认为“天道助弱”,“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主张实行人人平等而又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如果人人都按照道教文化这些思想办事,就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也可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都能和平共处,整个世界也自然就会得到安宁。
 
第三,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教文化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强调“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主张人应当爱护自然,与大自然协调相处,顺应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使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否则就将作茧自缚,必然会危害人类自身,引起自绝于天地的严重后果,最终大自然将把整个人类都从“地球村”开除出去。道教文化这种“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思想,乃是从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深刻认识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概莫能外的普遍真理,应当是人类行为的共同准则。
 
由此可见,道教文化中确有不少救世良方,在21世纪里,道教文化正面临着一个弘扬和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对此应当十分珍惜。
 
但应指出,尽管机遇很好,道教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得到弘扬和发展。要使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须教内外的广大同仁把握时机,做好以下的工作:
 
第一,既要使道教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又要使道教文化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只有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才能使道教文化得以随同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步伐而一道前进。只有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才能使道教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为全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二,为了实现上述国内和国际的两项任务,首先就要求我们对道教文化本身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按照“古为今用”的方针,分辨其中哪些因素对于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有参考价值,哪些因素值得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吸取。其次,还应根据道教文化所奉行的“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善于学习别家之长,包括学习西方有关道教文化研究的成功经验来不断丰富自己;同时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还须尽可能地将道教的主要经典和教理教义做出符合现代化精神的阐释,以便使道教文化为更多人所理解和接受。
 
以上这些工作,对道教文化在21世纪的弘扬和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要做好这些工作,只有依靠教内外的广大学者共同努力,彼此之间取长补短,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团结一致,才能很好地完成这项弘扬和发展道教文化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作者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来源:《中国宗教》2002年第2期)